1880 年刘铭传李鸿章上书清国朝廷要修铁路。李鸿章还专门写了《妥筹铁路事宜折》提出修建铁路有九大益处。
但出使过英德奥荷，亲自坐过铁路的清国外交官刘锡鸿却反对修建铁路，并针锋相对写出了《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提出修建铁路有 “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表示大清国万万不可修建铁路。
结果朝廷听取了刘锡鸿们的意见，帝师翁同龢甚至认为 “看刘云升 (锡鸿) 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
你可能觉得刘锡鸿是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他亲眼看过铁路坐过铁路，知道 “火车之利于遄行，速者一昼夜三千里，缓亦一千数百里” 怎么还竭力反对呢？
恰恰相反，刘锡鸿并不是个傻瓜，他提出的反对意见有还颇有一些真知灼见，甚至可以说预言了清政府的倒台。
刘锡鸿反对修铁路的理由总结起来是这样的：
一、中国贪污腐败严重，不适合修铁路
西洋通过私人集资设立公司的方式修建铁路，一家公司能募集到数亿两白银，赚到钱大家分。而中国民间没有这么有钱的富商，如果通过公家担保，则很容易出公家欺骗老百姓的情况，引发群众愤恨。之前招商局募集资金说是给 30%—40% 的利息，结果只给了 5%，老百姓就很不满意。
如果直接动用公款修建铁路，修一条就需要 7000 万两白银，建设一个铁路网则需要 12 亿两白银。再加上维护更新设备的钱，实在是天文数字。西洋通过股份制公司建铁路，用款有监督。清国如果通过官僚机构搞，那腐败可严重了。平时干个活，花 10 两银子尚且办不了 5 两的事。现在火车机械都要从国外采购，更不知道要贪污多少，搞不好花 10 两银子也办不了 1 两银子的事。福建造船厂造个船都不堪使用，何况铁路。
如果借洋人的钱搞铁路，因为层层腐败利息绝对低不了。国外修铁路利息 4%，中国各层官僚转包之后 10% 也打不住。而且大笔借债对于国家是很大的负担，回回大国土尔奇就是借了英法 19 亿两白银修建铁路无法归还，被追债几致亡国。而哪怕仅在一省修建铁路都要花 7000 万两白银，铁路不能在全国贯通则意义大打折扣，光这 7000 万两都不知道要如何还。
西洋土地属于大庄园主所有，只要和铁路公司商定价钱就行。中国小农很多，官府征地给的钱很少，甚至拿不到。这样就会导致沿途百姓流离失所，非常凄惨。
二、清国人素质不行，不适合修铁路
修成铁路之后要每隔几公里就要安排维护巡视人员，否则容易导致列车倾覆。西方有法纪约束，但中国底层没有责任心，汛兵堡夫擅离职守是很常见的事，到时候火车倾覆，惩罚小兵又有什么用呢？
西洋收养孤儿整治盗匪，社会风气好。中国盗窃成风，马路上但凡有点东西都会被盗窃一空。铁轨长达几千里，如果没有大批人马看守，只怕马上就让人扛回家了。
西洋盗匪少，中国盗匪多，到时候抢了火车快速袭击各地官府，实在是来不及布防。你报信的都没火车跑的快。
老百姓在穷乡僻壤，劣食粗衣依然心甘情愿，无欲无求。但如果商人通过火车把商品带到乡下，大家就会过的奢靡起来。听说土尔奇当年也是民风简朴，结果通火车之后乱买瞎花，结果穷了。
三、清国国情特殊，不适合修铁路
西洋各国国内税费统一，中国各省则都有关卡。火车开一会儿就要被拦下来算税费，不知道要停多久。但如若不查税费，那国家岂不是损失了一大笔钱。
西洋各国造铁路，是把东西卖给别国，赚别国的钱，我们中国造铁路，基本上都是把货物在国内拉来拉去，这不是左手倒右手嘛。你就是卖给西洋人也没用。西洋人远渡重洋，收购量是有限的，你拉的再多再快再便宜，也不过是让他们得利。
说修铁路可以用于开矿的，也是乱说。古时候没有铁路，也没耽误开矿，觉得矿石运的慢早点出发就是了。你说脚夫费用贵，我还说修铁路贵呢。你把煤矿挖出来便宜卖给西洋人，西洋人烧煤的船更爱来了。
西洋妇女喜奢侈，爱携全家出门游玩。我国人勤俭节约没有出行需求，所以火车载客有限，票价也就降不下来。英国人自己都说这种四处出游奢侈享乐的作风不可取，如果国家情况不好，三五年就败家了。我们中国正应当吸取奢侈享乐的教训，节制老百姓消费。怎能反其道而行之？
四、清国国防需求，不适合修铁路
铁路好不好，还要看双方兵力的强弱，如果我们兵力强，那当然是好，马上就能把兵调到前线。但如果我们是兵力弱的一方，铁路反而放大了我们的弱点。到时候我们欠债不还，敌人打过来怎么办？就算我们毁了火车头挖断铁路，西洋人有工程器械，也能很快修好，到时候敌人迅速兵临城下，就变成为敌人修路了。
打仗除了靠人，主要还靠崎岖的地形阻拦敌人。我们士兵本来就不行，现在修火车把道路都修平了，敌人运送枪炮粮草都方便了许多，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之前英法联军不敢深入内地，就是交通不便，现在你把道都修好了，纯属资敌。
听说大沽口之战，英法驱使福建和广东的无赖当前锋。还好现在西洋人不知道我们乡下各处的情形，如果西洋人通过火车到达全国各地用利益诱使那些愚民，则很容易里应外合。如果老百姓把洋人看做自己人，再打仗的话，他们帮着谁就不好说了。
说修了铁路，军队机动性好就可以裁兵纯属骗人。修了铁路也不能裁军，因为容易酿成兵变，而且在地方上维持军队的威慑力也很有必要。到时候修完铁路，军队也裁撤不了，一点也不省钱。我看西洋各国也没有修了铁路就裁兵的情况。
总而言之，现在之所以有人要修火车，都是西洋无业工匠煽动，中国不学无术者附和。西洋济贫抓盗严军令达民情这些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致的东西怎么不宣传，光宣传火车干什么？西方商人奢侈无度，总不如我国诗书传家久远，好好的诗书不读，学习商人搞奢靡享受，只会倾家荡产。乾隆时期没火车，我们也物产丰饶，军队快打到印度，西洋俯首称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明赏罚，劝工农，这样就可以恢复盛世了。
其实刘锡鸿所提出的第一条 “官方言而无信，激起民怨”，就预言了 30 年后的 “保路运动”，李鸿章一系的官商盛宣怀为了偿还列强借款，把川汉铁路无偿收归国有，导致商民利益大受损失。各地民意沸腾，同盟会借机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最终埋葬了清国。
在军事方面，1900 年庚子事变，义和团的重要工作就是破坏铁路。毕竟清国训练半天的新式军队 —— 武卫军，也不够列强打的。列强联军再坐上火车，两天就到北京了，那还了得？所以刘锡鸿关于军事的预言也不无道理。
至于火车引发的大型匪案后来也发生了（1923 年临城国际火车劫持案），所以说刘锡鸿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提出的问题客观存在。
而刘锡鸿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关于清国国情人民素质的论断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 “中体西用” 终将失败，改革发动之后势必触及帝国方方面面，需要让民众受教育，摆平地方势力的阻挠。如果不做这些仅仅引进一些西洋的 “神兵利器”，而不开启民智，重新建章立制，那是绝不会成功的。
同时作为一名中古官员，刘锡鸿对于社会和商业的理解是十分固态的，在他看来矿藏用一分就少一分。修火车商人赚钱，老百姓就亏钱，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提高生产效率毫无意义，反而让人民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变成动乱的隐患。只要社会还能稳定统治，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变，所谓 “求富” 实属舍本逐末。
而在多达万言的论证过程中，刘锡鸿这类中古官员缺乏用数据描述利弊的能力。你说脚夫花钱铁路也花钱，那么平均起来谁便宜谁贵，对税费的影响又如何？你说不形成铁路网效果打折扣，修建几十公里的货运铁路又要花多少钱，盈亏如何？
这些数据在奏折中根本没人谈，各级官员主要还是空对空的谈论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做数据分析的能力。
刘锡鸿在 1880 年这个近代史的十字路口，提出的观点还是传统儒家《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 那一套，而朝廷也完全认可了刘锡鸿的观点。但时代变了，这种农耕社会诗书传家的思想，在工业化浪潮面前变成以卵击石了。
李鸿章没听刘锡鸿和朝廷的话，自己在 1881 年偷偷修了一条 10 公里的铁路，用于运送煤炭，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裱糊匠终究改变不了大清朝。
20 年后出山的孙中山虽然口出狂言，但其见识思想已和前一代的古董官员大相径庭了，狂风骤雨的 20 世纪马上就要到来了。
来源：知乎
